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发展及其重大意义
江西省宁都县史志办主任 邱新民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的中央苏区，其发祥地是宁都县小布镇的赤坎村。在炮火硝烟中，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得到逐步发展，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和红军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时至今天，当年的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已衍生出国家工信部、总参通信兵部、总参三部、《参考消息》、新华社等部门和机构，以及二十多所军地院校。
借此机会，我们对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发展及其重大意义来作个初步探讨。
一、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创经过
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创有三个标志要素，一是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诞生；二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的成立；三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举办。它们都诞生于1931年春，都诞生于宁都小布赤坎，但具体时间不一，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诞生于1931年1月6日，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成立于1931年1月10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办于1931年2月10日。为此，总参三部以1931年1月6日为其开创日，总参通信兵部则以1931年1月10日为其开创日，我个人认为，我们西安电子科大应以1931年2月10日作为开创日。下面，我就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和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创办及其发展情况逐一作简单介绍。
1、 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诞生
1930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我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作“求心退却”，于1930年12月1日撤退到江西宁都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即“黄陂会议”），具体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组织军民积极备战。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1930年12月30日，取得永丰龙冈大捷，歼敌十八师两个旅和师直属队，俘敌9000人，缴枪9000支、电台一部。因红军战士不知电台用途，出于对敌仇恨，砸坏了发报机，只留一部收报机可用，故称“半部电台”。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知道后，为此下达专令，严格要求今后对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和人员要保护好。1931年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宁都东韶再捷，歼敌一个多旅，俘敌3000人，缴枪2000支、电台一部。至此，红一方面军已有无线电台一部半。
毛泽东、朱德得知缴到敌电台，并俘获了十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十分高兴，非常重视。1931年1月3日晚，与参谋长朱云卿等人一起，在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的龚氏宗祠（又名“新屋”。同月15日，在此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里接见了刚加入红军的王诤、刘寅等人。毛泽东希望他们：“把掌握的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桥梁连接起来。”朱德勉励他们：“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人民的！”
王诤、刘寅是龙冈战斗中从张辉赞的十八师中俘获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当时王诤是十八师的电台台长，名叫吴人鉴；刘寅是见习报务员，名叫刘达端。据王诤之子王苏民、刘寅之子刘丹说，王诤、刘寅被俘后，因为对红军不了解，心中十分忐忑不安，所以当红军询问他俩姓名时，王诤随口说了个假名“王诤”，而且为刘寅也起了个假名“刘寅”。他俩参加红军，将错就错，就一直沿用王诤、刘寅这个名字。
红军首长们的教育和开导，给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极大的鼓励，使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为此，他们急于要求开展工作。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李井泉、参谋处长郭化若和副官长杨立三的组织与帮助下，有关电台装备和器材迅速送到了设于小布镇赤坎村龚家祠的红一方面军总部。
1931年1月6日，在赤坎村龚家祠，王诤、刘寅利用一部三灯收信机首次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新闻。这是红军首次使用无线电接收信息，标志着我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端，开创了我军技侦工作的先河。所以总参三部以这天作为开创日，有“半部电台”起家之说。
鉴于无线电侦听工作的重要，1931年6月，红军设立了第一部以无线电技术侦察为专责的电台，无线电技术侦察开始逐步同无线电通信分离，电台侦察由过去的试听、兼听过渡到有目的的专门侦听，对敌情的熟悉的报文规律的研究逐步深入。
1931年12月，红一方面军任命曾希圣为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他鉴于原来的侦察手段无法获得敌军兵力部署、作战命令一类的核心情报，无法满足红军反“围剿”作战的需要，便积极探索获取敌人情报的新途径，提出了破译敌人密码的想法，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的支持和鼓励。1932年5月，侦察科增设了一部电台，扩大了侦察面，增加了密码电报的报源，曾希圣在曹祥仁的协助下开始试破敌码。（1932年8月2日，红军攻占江西宜黄，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孙连仲致吉鸿昌部的密码电报，其中20余组密码附有译文。经曾希圣、曹祥仁反复钻研，终于在1932年11月16日破开了第一份密报，开辟了一条获取敌人核心情报的重要途径。1933年2月，曹祥仁、邹毕兆又在江西南丰破开了敌军第一个特别本密码。）
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正式成立，这是我军建立的第一个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的职能机构，开始由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兼任负责人，不久由曾希圣担任局长，其工作人员有负责侦收、破译的曹祥仁、邹毕兆，负责侦收的胡立教、王震、李力田、李廉士，负责校译的李作鹏、卢伟良等。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中华苏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在瑞金叶坪建立了一个侦察台，工作人员有刘寅、王玉衡、钱昌鑫三人。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5月，中革军委也从前方移至瑞金，另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前方指挥作战；同月，在瑞金乌石垅成立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后方二局，红一方面军二局简称前方二局），局长曾希圣（兼前方二局局长），副局长钱壮飞、谭震林（不久调离），工作人员有邹毕兆、戴镜元、王震、钱江、刘少宏、贺俊侦、唐道德（唐明）等12人。1933年8月1日，前后方二局合计破译密码达100个，钱壮飞副局长取名“百美图”，并在后方二局召开大会，举行聚餐，以示庆祝。
1933年10月，前后二局合并办公。1934年1月，前后二局从组织上进行合并，统称中革军委二局，当时有技术人员42人，电台7部，其组织状况为：局长为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二、三、四科，一科为破译科，科长曹祥仁；二科为侦收科，科长王震；三科为校译科，科长李作鹏；四科为谍报科，长征途中并入其他单位。
2、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的成立
1931年1月10日，红军一方面军总部利用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缴获的半部电台和东韶战斗缴获的一部电台，在小布赤坎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其编制有100多人，除技术人员外，还有监护排、运输班、炊事班等。由于当时只有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两地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所以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台新闻和侦听敌人电台通信情况，供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参阅，为当时闭塞的苏区提供了大量的外界信息。毛泽东赞称：“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后来，这一做法被固定为电台的工作内容之一。随着电台抄译信息的增多，工作人员请示参谋处长郭化若，要为这些信息定个叫法，郭化若便起了个“参考消息”的名称，并提写了“参考消息”几个字，后来便演变成了现在的《参考消息》报，到延安后，又衍生出了新华社。我们现在看的《参考消息》报，报头“参考消息”四个字就是当年郭化若题写的。因为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成立时只有一部半电台，所以总参通信兵部有“一部半电台”起家之说。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无线电大队。1931年5月31日，红一方面军成立无线电总队。
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建立起来后，发展很快。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敌人电台6部，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又缴获敌人电台10部。
1931年11月，红军总部成立无线电通信材料处，专门负责通信器材的收集和维修工作。1931年12月14日，爆发了宁都起义，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为红军带来1个无线电管理处、8部电台和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至此，红军利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加上自己培训和上海党中央陆续派来的电台工作人员，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络。
1932年初，红军已有无线电分队14个。1932年夏，红军总部材料处改为材料厂。此后，随着人员、器材的不断增多，军委总部相继向中央苏区临近的各根据地派遣了电台。至1933年，初步形成了3个以党中央、中革军委为中心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网络，分别担负：保障党中央(1933年1月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上海地下党、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中革军委同江西军区、福建军区、粤赣军区、闽赣军区、赣南军区、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和赣东北(闽浙赣)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中革军委同一、三、五军团及下属师和七、九军团的无线电通信。
1933年底，为加强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领导，实行统一管理，正式成立中央军委四局(即通信联络局，后改称三局)，局长王诤，政委翁瑛(后由伍云甫接任)，下设通信科、简易通信科和器材科，通信科长罗若遐、器材科长涂作潮、简易通信科长篪（迟音）锦柱。红军长征前夕，中央红军已拥有17部电台，为适应外线作战，便于红军突破重围，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局成立了一个通信团，王诤、伍云甫分别兼任团长和政委，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指导大队。
３、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办
1931年1月28日，为扩充无线电通信队，朱德、毛泽东联名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要求各部队选调“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都相当文化程度者，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并强调“各部接到此命令后，须即按照上列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重要。选调人员要在2月1日前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念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有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抽调出来以应急需，是为至要。”
1931年2月10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信班在宁都小布赤坎的陈家土楼开学（这座土楼建国初已倒塌）。学员有曹丹辉、胡立教、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周淼、骆炳林、吴慕林、肖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这12人都是当时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连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教员有王诤、吴汝生、韦文宫、刘寅等。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讲了话。毛泽东亲自给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他生动形象地指出：“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它可以帮助我们调动部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1931年3月，上海党中央派出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来到红一方面军驻地宁都的青塘，充实了无线电队训练班的力量。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经过四个月的培训，于1931年5月毕业。1931年5月31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建宁。当晚，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除讨论作战问题外，还专门研究确定筹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据此，6月底，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在南丰县康都镇开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有邹毕兆、郑执中、欧阳执等18人（同时曹祥仁在红三军团也办了个无线电训练班），于1931年10月5日毕业。1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福建长汀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有刘士庆（清）、钱江、钟夫翔、肖森、黄荣等36人，从第三期起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改称红军无线电学校。1932年5月，红一方面军举办第四期无线电训练班，6月，举办第五期无线电训练班，与无线电队分开，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后为曾三。1933年6月，又以红军无线电学校举办第六期训练班，并以此为基础在瑞金洋溪成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下设无线电、电话、旗语、司号等专业，另设机务人员训练班。到1934年，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共开办11期，培训学员2000多人，这些学员陆续分配到红军各级通信分队，壮大了红军无线电通信队伍，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技术保障。
二、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历史作用
随着无线电通信的普遍建立与迅速发展，无线电通信便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重要通信手段。自有了无线电通信，红军如虎添翼，战斗力显著增强，在保障军事作战和政治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为红军作战提供了联络保障和情报支持
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成立时，国民党军队也刚建立无线电通信不久，仅限师、旅以上单位使用，通信保密制度不健全，而且根本没想到红军中有电台，加之参加“围剿”红军的敌部队混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所以，常以明码通信，来往电报有时也用明码拍发，甚至在重要的电报中还用明码拍发收发双方主官的姓名、部队番号等，这对熟知敌台呼号、波长、组织状况隶属关系及声音、手法、简单密码等情况的王诤、刘寅等人来说，往往能从敌经常拍发的（QRC贵军驻何处、QRG贵军属何部及QRA贵台何名）谈话中截获敌军驻地、番号、行止时间等情况，侦听工作成效极大。
1931年5月15日黄昏，王诤侦听到驻富田的敌28师公秉藩部正与该师吉安留守处明码交谈。敌师部：“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敌吉安台问：“到哪里去？”敌师部答：“东固”。正驻于东固的毛泽东、朱德得知后，针对敌情，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在来犯之敌的必经之地抢先占据在利地形，修筑工事，布下“口袋”。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结果陷入包围，红军不但全歼了敌28师，还消灭了一齐来犯的敌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1931年5月27日，在红军围攻广昌战斗中，下午2时，总预备队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战况空前激烈。一直工作着的侦察电台，忽然听到敌第五师电台拼命地呼叫“SOS”（求救信号），随后又截获一份明码电报，“公鉴：共匪主力来攻广昌，现激战中，胡师长身负重伤，生命危殆，SOS……”。红军首长得后后，即通知政工人员传遍全军，红军士气大涨，正处于胶着壮态的战况立即改观，激战至晚九时，敌 溃逃，广昌被克。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一、三军团主力离开赣南，解放了赣东、闽西广大地区，蒋介石乘赣南我军兵力空虚，调集30万大军，于1931年7月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针对敌情，总前委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进攻；同时急电一、三军团主力于7月10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由于无线电联络保障有力，红军总部调动指挥部队及时准确，使各部队间能协调动作，很快完成了战前准备，待敌人发起进攻，便避其主力，打其虚弱。
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侦察电台获悉一份何应钦发给白军的万万火急电报——“限10天内扑灭共匪”的命令，全部暴露了敌人对红军“分进合击”的战役企图和各路兵力部署情况，红军总部针对敌情，立即调整部署，避敌主力，击其虚弱，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取得三战三捷。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委每天都要侦察和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与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进行联络，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协同动作，这都要依靠无线电通信来实施。为了搞好通信联络，军委三局派一、六两个无线电分队随军委总部行动，并以交替前进的办法轮流值勤，有效地保证了通信联络的不间断。而这时的红军已经建成了一支政治坚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技术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队伍。这支新创建的无线电通信队伍是我党我军的重要耳目，为提供情报，沟通联络，保障作战指挥，取得革命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正如刘伯承、聂荣臻元帅所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通信联络是军队指挥的根本保障。”1941年毛泽东为《通信战士》刊物题词，热情地赞誉通信兵：“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侦察电台通过侦听联络，使总部首长能及时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态，抓住战机，作出正确决策，控制主动，歼灭敌人，为红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被毛泽东赞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此，1931年6月底，经郭化若建议，红军组建了专门的无线电侦察台。王诤、刘寅等人受到了苏区党和政府的奖励，王诤作为正式代表、刘寅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一苏大”和“二苏大”。王诤在会上获得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成为技侦战士获得勋章第一人。
2、保障了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1年9月，红军总部用缴获敌人的100瓦的大电台，第一次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实现沟通。从此，中央苏区开始用无线电台和上海党中央保持联络。随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又先后与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电台建立了联系，初步形成了中央苏区同各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网。
1931年11月7日，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了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召开大会时，要用无线电对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发出通电。1931年11月，红军在瑞金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并专门配备丁一部呼号（“CSR” CHINESEY SOVIETY RADIO——中华苏维埃电台的缩写）电台，定时播发文字新闻。这是我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新闻电台。1933年5月，中革军委专门建立了新闻台，由罗若遐(岳夏)任台长，王玉衡任报务员。根据地的新闻不断向外发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有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通信技术人员，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联系。1931年秋，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国际台，由从苏联学习回国的程祖怡担任报务员，负责同共产国际通报。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时，上海留有两部电台：一部电台继续由程祖怡与共产国际联络，另一部电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中央苏区军委无线电五分队，经上海台转报，与共产国际保持无线电联络。1934年10月，由于上海两部电台同时遭到敌人破坏，党中央在与上海中央局中断联络的同时，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根据党中央指示，军委无线电五分队曾试着呼叫共产国际台。对方电台发射功率大，五分队可以听到其信号，但五分队电台功率比较小，对方听不到，回答不通，未能联络上。
三、通讯先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开拓奋进。
通讯先辈们为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呕心沥血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重视关心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使我军的通迅事业得到不断壮大和发展。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铸就的精神是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奋进。其精神实质，至少包含了以下三点。
一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苏区时期，在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下，生活极其艰苦。当时，红军战士每人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连买油盐都不够，根本吃不上菜，偶尔有空上山挖点野笋或野薯当菜，就算改善了伙食。口粮也十分差，而且每人每天只有1斤糙米，掺上红薯、芋头成饭，吃起来发苦。没有被子，连换洗衣服也没有。电台技术人员按规定，待遇可优厚，但他们不肯搞特殊，常常和战士同吃同住。电台器材在苏区根本找不到，为此，他们对设备爱如性命，修理改装了一批缴获的收发报机，修复了不少电话单机、总机、手摇马达和充电机，自制了许多电容器、变压器，电源插头、齿轮等元、部件。没有汽油充电，就用煤油代替，电池用完了，就收集其他同志的旧电池，还创造性地利用迫击炮弹，挖去装药，锯开弹壳，磨制成充电机上的活塞涨圈。技术力量不足，就选调红军战士进行培训。教材有他们自己编写的，也有他们亲手抄写，或一页一页拼起来的。在实践中他们还发明了许多练习方法。在重重困难中，他们边开展工作，边教学员，使红军的通信力量不断得到加强，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二是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通迅先辈中有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过来参加红军的，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加之从事技术工作，在旧军队中大都有不错的待遇。但他们一到红军之中，就被红军的蓬勃生机所感染，红军的官兵一致、与人民的鱼水关系，给了他们以极大的触动，毛泽东、朱德等总部首长的关心鼓励，耐心开导，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毅然放弃回家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参加红军，投身革命。红军为奖励电台技术人员，虽然规定了格外的待遇，王诤、刘寅的月津贴是银元60元，但他们大都主动放弃，坚持同红军战士同艰共苦。为此，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初，王诤、刘寅等人就共同向上级报告，坚决要求取消给他们的津贴。在此后的岁月里，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几乎都与家里失去了联系，没有为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父母尽过一点孝心。因战争需要，他们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那时，红军经常转移，他们行军时护着电台与部队一起行动，一到驻地，当其他同志都住下休息时，他们却要精力高度集中地昼夜不断开展侦听工作。在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总部驻于东固时，刚加入红军不久的王诤、刘寅连续二十多天，不分白天黑夜地守着侦察电台，没放过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终于在5月15日黄昏截获了重要敌情。在革命队伍中，他们不计名利，忘我工作，不断经受锻炼，最经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三是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无线电通迅事业初创之时，绝大部分红军官兵都不知电台为何物，更不用说掌握和使用它了。王诤、刘寅等人虽在旧军队中从事或接触过无线电通信，但国民党军队也刚组建不久，其装备、技术水平、技术力量也不强，保密规定更不健全。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重视下，通迅先辈们以党和红军的需要为已任，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一边组织和参与教学，为红军培养通讯人才。他们还从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保密制度不严，易被侦听中吸取教训，逐步建立起红军一套完备严格的保密规定。为解决无线电器材供应，他们自力更生，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后来办起了无线电器材厂。技侦先辈们的不懈努力，使红军的通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创造了在短时间内培养合格通讯人才的奇迹，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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